当所有人都说需要18个月时，他用6个月完成了；当火箭成本被认为不可压缩时，他将其降至原材料价格的几十倍。在一场与Y Combinator的最新访谈中，埃隆·马斯克再次展现了如何用第一性原理思维重新定义可能性的边界。 2008年，当媒体嘲笑一个“搞互联网的”试图建立火箭公司时，很少有人意识到，他们正在见证一场思维革命的开始。在SpaceX第三次发射失败、特斯拉濒临破产的至暗时刻，马斯克面临的不仅是资金链断裂的危机，更是整个商业逻辑被质疑的困境。 “第一性原理显然就是指，把事物分解成最可能为真的基本公理化要素，然后尽可能谨慎地从这些要素向上推导。”——马斯克将这种思维方式称为“超能力”，它适用于从火箭制造到AI基础设施的任何领域。 从这场和Y Combinator的访谈中我们得知，马斯克认为第四次发射的成功不是运气，而是第一性原理思维的必然结果。当传统航天业按照历史经验为火箭定价时，马斯克选择回到最基本的物理现实：一枚火箭由什么材料构成？这些材料的成本是多少？计算结果令人震惊——原材料成本仅占传统火箭价格的1-2%，这意味着制造过程存在巨大的效率改进空间。 这种“超能力”的威力在XAI数据中心项目中得到了完美展现。去年年初，当供应商告诉马斯克建设10万块H100的训练集群需要18-24个月时，他的反应不是接受这个“现实”，而是将问题分解为最基本的构成要素：建筑物、电力、冷却、功率平滑。 通过这种分解，看似不可能的任务变得清晰可行：租用已停产的工厂解决建筑问题，部署发电机阵列提供115兆瓦电力，租用全美四分之一的移动冷却设备，结合特斯拉Megapack平滑功率波动。六个月后，项目完成。马斯克甚至亲自参与布线工作，“睡在数据中心里”。 2018年之后特斯拉曾遭遇销售和产能危机，当时马斯克就睡在特斯拉的工厂车间里。正因为如此，他没有太多时间管理OpenAI项目进展，为后面他和Altman团队的决裂埋下了伏笔，不过这都是后话了。 马斯克的第一性原理思维并非盲目的技术乐观主义。他对SpaceX成功概率的预估“不到10%，也许1%”，对特斯拉和SpaceX在2008年同时面临生死危机的坦诚描述，都显示了他对风险的清醒认知。 从中我们能看到马斯克做事的鲜明风格，在承认低概率的前提下全力以赴，亲自上阵实操观察并且拆解项目流程，而且马斯克会强调“粉碎自我”的重要性：“当自负与能力之比远超正弦1时，你基本上会打破通往现实的反馈循环。”他喜欢用数学比例来描述心理状态，这种表达方式本身就体现了第一性原理思维的特点：用最基本、最客观的方式理解复杂现象。 客观地讲，马斯克的第一性原理思维确实为当代创业者和工程师提供了一个重要启示。所谓的“不可能”往往只是思维惯性的产物，当我们习惯于基于历史经验和行业惯例做判断时，往往错过了从根本上改变游戏规则的机会。在AI时代即将到来的关键时刻，马斯克的思维模式也显得尤为重要。当技术发展的速度超越人类理解能力时，回到第一性原理可能是我们确保不迷失方向的重要方式。 Y Combinator和马斯克问答角色也值得玩味，双方关系渊源匪浅。Y Combinator与马斯克最重要的业务关联源于OpenAI的创立。2015年12月，马斯克与当时的YC总裁Sam Altman共同创立了OpenAI，这个人工智能研究组织旨在“确保人工通用智能造福全人类”。 马斯克与OpenAI的蜜月期过了之后，Y Combinator依然为马斯克提供了重要的思想传播平台。马斯克多次参与YC的“How to Build the Future”系列演讲，分享其对创业、AI和人类未来的看法。Y Combinator与马斯克的关系还体现在复杂的人才流动网络中。OpenAI与马斯克的Neuralink甚至共享同一栋建筑和餐厅。 尽管双方在AI的具体的治理方式上存在根本分歧，马斯克倾向于通过个人控制来确保AI的安全发展，而YC/Altman则更相信机构化的治理结构，但Y Combinator与马斯克在思想层面存在深度共鸣，核心体现在对第一性原理思维的推崇上，最突出的一点，就是Paul Graham作为YC联合创始人，其创业理念与马斯克的实践方式高度契合。Paul Graham在其著名的创业指导文章中强调“做人们真正想要的东西”，这与马斯克在访谈中提到的“尽量做到尽可能有用”的理念不谋而合。 这种“有用性至上”的理念贯穿了YC的投资哲学和马斯克的企业实践。从PayPal到SpaceX，从特斯拉到Neuralink，马斯克的每个项目都试图解决人类面临的根本性问题，这与YC倡导的“解决真正问题”理念高度一致。 Y Combinator与马斯克的关系史，是硅谷科技精英圈权力博弈的一个缩影。这种权力博弈随着对“第一性原理”的认知分歧和诠释框架的重构，却变得更加复杂和扑朔迷离。 马斯克在多年前就已经暴露出他运用“第一性原理”时会存在一些实践性的短板。比如2018年初，马斯克向OpenAI的创始人Sam Altman表示，他认为OpenAI已经“无可挽回地落后于谷歌”，并提出由他本人接管OpenAI的控制权来解决这个问题，但后续现实发展证明了这一判断的错误。Altman和其他创始人拒绝了马斯克的控制权要求后，OpenAI反而通过与微软的合作构建了超级计算机，最终创造了ChatGPT，反压了谷歌一头。 马斯克还曾多次做出过于乐观的AI发展预测，比如预测AGI将在“明年或者最多两年内”出现，这一判断遭到很多AI研究专家的嘲笑，比如Gary Marcus曾开出100万美元赌注，赌马斯克关于2025年AI超越人类的预测不会实现，当然，马斯克又一次用了“第一性原理”分析了一下，决定不接这个赌局。 这些预测错误反映了马斯克在应用“第一性原理”时的一个关键缺陷，即过分依赖技术可能性分析，而忽视了实现路径的复杂性。技术问题可以用第一性原理分解，但人际关系、组织政治、信任建立等“软性”因素不能简单地还原为基本要素。 坊间经常拿马斯克和英伟达CEO黄仁勋做对比，两人在管理风格上的显著差异就是马斯克对员工的忠诚度并不看重，他常毫无预兆地随意解雇员工，甚至曾在一个周日下午近乎机械地解散了整个星链Starlink工程团队。黄仁勋则极少解雇员工，即便真的解雇，也是在多次警告并提供改进绩效的机会之后才做出决定。在英伟达，唯有行为极其恶劣者才会被解雇，许多员工已在那里工作了几十年，即便在经营环境迫使黄仁勋不得不关闭某个部门时，他也会尽力将员工调配到其他有需要的岗位上。 在对“人”的理解上也许可以解释他运用“第一性原理”时产生的一个悖论，即马斯克基于AI安全的第一性原理一直主张开源，但他同时又要求对OpenAI的绝对控制，这两个立场之间存在内在矛盾。很显然，在复杂的人际和组织环境中，需要与经验主义、渐进式试错等其他方法论相结合，才能避免过度自信和战略误判。 除了认知本身，美国本土的制造业大环境也会左右马斯克的战略决策和认知，最典型的就是马斯克决定大力发展robotaxi，把无人驾驶出租车业务看得很重，这是为何？ 特斯拉的核心汽车制造业务正面临压力，由于竞争加剧和车型老化，销量正在下降。由于马斯克与特朗普政府的合作，特斯拉还面临来自一些车主和汽车买家的抵制。去年，特斯拉公布收入980亿美元，其中四分之三来自汽车销售。他预测，robotaxi自动驾驶车辆可能为特斯拉的市值增加5万亿到10万亿美元，而目前特斯拉市值约为1万亿美元。 的确，硬件与服务模式的差异在于商业价值的持续性和规模效应。卖车是一次性交易，利润主要来自制造环节的成本控制和品牌溢价。而robotaxi作为服务平台，可以产生持续的现金流，且边际成本递减。一辆自动驾驶车辆可以24小时运营，服务效率远超私人用车，单车价值被大幅放大。 更深层的考量在于，robotaxi有可能代表着交通出行的未来形态。当自动驾驶技术成熟时，私人购车需求可能大幅下降，共享出行将成为主流。马斯克意识到，与其被动等待这一转变不如主动引领这场变革。特斯拉在自动驾驶技术、车队管理软件、充电网络等方面的积累，为其在robotaxi领域建立竞争优势提供了基础。 从财务角度看，服务模式的估值逻辑也更有吸引力。软件和服务企业通常享有更高的市盈率，因为其收入可预测性更强，增长天花板更高。特斯拉股价的高估值，很大程度上来自市场对其科技公司而非传统车企的定位认知。robotaxi业务的成功将进一步强化这一定位。 如果说“识人”只能代表马斯克个人的情商或者行事作风，那么“识势”的短板就是非战之罪了——美国本土的制造业能力其实不足以撑起马斯克庞大的商业帝国野心，无疑，特斯拉销量的萎缩和中国大陆蓬勃发展的新能源汽车产业有密切关系。 此外，马斯克运用第一性原理分析自动驾驶时，往往从“机器反应比人类更快、更精确”这一基本物理事实出发，得出“完全自动驾驶必然比人类驾驶更安全”的结论。这种推理在逻辑上无懈可击，但忽略了技术实现的复杂性。马斯克常从系统最优化角度思考robotaxi：如果所有车辆都是自动驾驶，交通效率将大幅提升。这种第一性原理推导假设了一个理想状态的完整生态系统。然而现实中，robotaxi必须与人类驾驶员、传统出租车、复杂的城市规划共存。 这种“革命性技术在渐进式环境中应用”的悖论，迫使马斯克在保持颠覆性愿景的同时，不断向现实妥协，削弱了第一性原理思维的纯粹性。他所运用的第一性原理在技术创新和商业模式设计中威力巨大，但在处理复杂社会系统、人性因素和制度约束时可能过于简化。马斯克在robotaxi业务中的挣扎，是传统工程师思维与地缘政治勾连之下的复杂现实世界博弈的缩影。 本文系观察者网独家稿件，文章内容纯属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平台观点，未经授权，不得转载，否则将追究法律责任。关注观察者网微信guanchacn，每日阅读趣味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