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地时间6月21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其社交平台“真实社交”上发文称，美国已完成对伊朗福尔多、纳坦兹和伊斯法罕3处核设施的袭击。 特朗普曾在19日公开宣布，他将在“未来两周内”做出决定，给予伊朗最后一次谈判的机会，但打击准备工作显然在周末提速了。 美方袭击伊朗核设施出于何种考虑？为何选择在此时进行袭击？此举是否将造成地区局势的重大升级？关于上述问题，澎湃新闻采访了两名中东问题学者。 丹·斯坦博克（Dan Steinbock）：资深富布赖特学者、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客座研究员、全球咨询公司Difference Group的创始人。他出生在欧洲，曾在上世纪70年代参加反对犹太定居点扩张活动，对以色列的立场鲜明且批判性强，著有《以色列的陷落》一书。 魏亮：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副研究员，主要关注伊朗、伊拉克与海湾地区，研究方向为印度与中东关系、美国与中东关系、中国和中东关系。 澎湃新闻：特朗普之前说要给各方两周时间进行谈判，但却选择在此时下场，特朗普方面可能出于什么原因发动袭击？从之前各方谈判和斡旋的情况看，是不是因为谈判情况不佳或者各方矛盾已经无法调和？ 魏亮：伊朗在日内瓦与英法德三国举行四方外长会谈，强调以色列必须先停火与拒绝“弃核”的两个核心立场。以伊冲突爆发以来，伊朗的立场和底线一直非常清晰和稳定。美欧的政策立场则是威逼伊朗主动“弃核”。因此，双方谈判立场差距较大。 丹·斯坦博克：这已成为固定模式。过去军事行动是美国外交的最后手段，如今外交却沦为军事行动的虚幻幌子。美国已彻底撕下伪装，甚至懒得掩饰这一事实。特朗普政府可能早有计划采取行动，外交斡旋只是障眼法。伊朗本想拖延外交进程，而美国意图先发制人。这种双面游戏短期内能带来巨大战术利益，但长远看将进一步削弱美国的国际信誉。 澎湃新闻：特朗普之前说想在“两周内”做决定是否对伊朗动武，在这个“魔法数字”内，特朗普主要的考量究竟是什么？他又期待通过这种说法对伊朗和以色列起到什么效果？ 魏亮：划定最后时间表、调派航母编队、批准打击核设施计划、威胁领袖生命安全，这都是特朗普“极限施压”的手段。目的在于逼迫伊朗妥协和投降。这一系列的外交举措也是特朗普在“试水”国际社会的反应，这将成为他做出决断的参考因素。 澎湃新闻：美国的行动是否意味着已经正式介入伊朗和以色列的冲突了？冲突是否有进一步升级的可能性？或者说，哪些表态或者动作可以帮助我们判断接下来的局势？ 魏亮：美国参战毫无疑问是战事升级的表现。与放任以色列袭击、提供军事保护不同，美国对伊核设施的轰炸使得冲突从“以伊冲突”开始转向“以伊冲突+美伊冲突”。目前，伊核设施摧毁情况只有伊朗原子能机构能初步评判，而周边国家最关心的辐射危害尚无具体准确信息。个人判断，伊朗面临是否与美国开战，和怎么与美国开战的重大抉择。伊朗大概率会根据核设施实际受损情况对美做出相应的、适度的反击措施，但以伊和美伊冲突已开启“螺旋上升”通道。 丹·斯坦博克：这是肯定的。但美国介入早在此次袭击伊朗核设施前就已开始。过去20-25年间，美以共生关系已模糊了公开干预与秘密混合战争的界限。2010年代初美联合发动"震网"攻击（首个国家主导的网络战）时，干预尚属秘密行动——世人皆知却无人承认。如今特朗普已公开宣称与以色列协同对抗伊朗。 事态不仅有升级的可能性，而且这种可能性很大。伊朗必将报复，以色列定会反击，美国将被迫以更强火力再次介入。问题不在于是否升级，而在于升级的幅度与规模。更糟的是，目前袭击真实后果尚无确凿信息：是否存在辐射风险？部分武器是否已转移？破坏程度究竟多广？ 魏亮：美国在海湾地区的军事存在、美国的地区使领馆与工作人员、向以色列提供的军火补给都会成为伊朗首先考虑和挑选的打击目标。胡塞武装大概率会对红海与曼德海峡内的涉以和涉美军民舰船发起袭扰，也会加大对以色列的导弹袭扰。 丹·斯坦博克：直接措施包括导弹、无人机袭击等——此刻我们正目睹伊朗对以色列多座城市的轰炸。间接措施可能通过“抵抗轴心”的代理武装实施。尽管这些力量在加沙、黎巴嫩、伊朗、伊拉克和也门遭受美以打击而削弱，仍具备持续反击能力。他们清楚以色列拦截系统即将耗尽。此外，美以联合网络攻击伊朗已逾十年，上周以黑客再度出击，伊朗完全可能发起对等网络反击。但核心问题仍是报复力度及美国随之加码的可能性。 需要注意的是，伊拉克战争数月后，小布什总统曾宣布“任务完成”，随后却是持续多年的死亡与破坏，余波至今未平。如今特朗普政府极可能重蹈覆辙。这两场“毁灭游戏”的开端，都建立在虚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存在的谎言之上。 丹·斯坦博克：特朗普关于“两周观察期”的表态虽暂时缓和紧张，但这可能仍是美以联合欺骗战术的延续——就像此前让伊朗误判美国寻求和平的伎俩。如果美国下场干预，表面看将彰显美国军事存在。但除以色列外，所有地区盟友都对美方行动心存戒备。2023年10月7日以来，美国对以色列在加沙的种族灭绝暴行、约旦河西岸的种族清洗、在黎巴嫩叙利亚也门军事打击的默许，使其中东盟友陷入矛盾。 魏亮：美国参与打击伊核设施，不管是直接还是间接，都是目前各方博弈的焦点。近两天，美国国内警惕、警告之声高涨，意在劝说或施压或阻断特朗普的参战选择。沙特、阿联酋、卡塔尔、伊拉克等国都公开谴责以色列违反国际法。各国普遍希望“停火止战”，也希望特朗普可以促成“停火止战”。 澎湃新闻：若特朗普直接对伊动武，对伊朗乃至地区层面可能产生什么影响？如果美国寻求推翻伊朗政权并且成功的话，美国的财政实力能否支撑其在中东的军事部署？ 丹·斯坦博克：事实上自1979年以来美国对伊朗的混合战争从未停止。当前的区别在于，白宫正考虑将经济政治施压与持续网络攻击升级为公开战争。不过特朗普会避免派地面部队，更倾向“战略轰炸”。越战之后，任何让士兵裹着国旗棺木回国的美国政府都难获民意支持。 澎湃新闻：5月28日特朗普曾警告内塔尼亚胡勿攻击伊朗，称美方“非常接近”与伊达成协议。但6月13日以色列对伊发动袭击时，美方情报、钻地弹与防空系统被曝发挥关键作用。哪些因素导致美国从反对攻伊转为默许以方行动? 丹·斯坦博克：美国并非简单默许以色列行动。自1953年美英联合政变推翻摩萨台、扶植巴列维王朝起，经2002年以来的长期制裁与军事计划，政权更迭始终是美国的战略目标。正如我在《以色列的陷落》中所论证的，20世纪90年代以来，凭借每年数百亿美元军援与技术合作，美以协同持续强化。当两国在奥巴马时期对伊朗使用首款网络攻击武器“震网”时，这种战略共生已进入新阶段。2023年10月7日后的每次军事行动，以色列都离不开美国的武器、资金、情报（及欧洲贸易支持）。美国角色从未改变，只是从幕后走向台前，彻底撕下了伪装。 丹·斯坦博克：美国的“极限施压”从未带来好结果，往往成为战争前奏。对伊拉克的制裁导致20世纪90年代数十万儿童饥荒，为后来的侵略战争铺路。本次冲突中，美国政府原本寻求相对和平的解决方案，直到内塔尼亚胡为攻伊开绿灯——其扭曲的以色列安全观被炮制成更荒谬的美国国家安全诉求。 魏亮：特朗普的“极限施压”是他个人取得外交成就的手段，逼迫伊朗“弃核”或摧毁伊朗核能力可被视为美国中东政策和美国外交的历史性事件，意义重大。特朗普此次的“极限施压”从非军事领域转入军事领域，威胁地区安全并可能破坏地区安全、环境和发展机遇。“以他国和他人的一切做赌注”是西方几百年来惯用的手段。 丹·斯坦博克：特朗普政府最初寻求的和平解决方案带有鲜明的“极限施压”特征与强硬措辞。但当内塔尼亚胡总理上周发动军事行动后，随着战事推进，美国政府开始谋求介入并从中获益——即便这违背了“让美国再次伟大”阵营的非干预主张。在特朗普的认知体系里不存在“历史正确方”，只有赢家与输家。而他始终试图站在赢家阵营，这是典型的机会主义立场。 澎湃新闻：此前有报道称，特朗普核心圈对干预以伊冲突存在分歧。结合其首个任期的中东政策与决策风格，这些分歧会否影响现行政策？还有哪些国内制约因素？ 丹·斯坦博克：美国情报界明确否认伊朗拥有或正在研发核武器——国家情报总监图尔西·加巴德今春的国会证词毫不含糊。相比之下，内塔尼亚胡近25年来不断宣称伊朗“数周内”或“数月内”将拥核，如同“狼来了”的寓言。如今这个寓言正被以方战时内阁用作无端攻击伊朗的借口。 当前局势恰似小布什总统以“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为由入侵伊拉克的翻版——正如当年在伊拉克找不到违禁武器，伊朗同样不存在所谓核威胁。国内层面，特朗普需权衡“美国优先”阵营反对“又一场永久战争”的声浪、国会民主党派别及日益壮大的民间反战运动。但他完全可以压制这些反对声音，尽管这意味着在美国堆积如山的公共债务上再添新账。总统确有独断专行的权力，但这种战略透支正在侵蚀美元霸权根基。 魏亮：特朗普内阁中派系复杂，立场多样。特朗普的外交政策无法简单归纳为单边主义或孤立主义，内阁只是他雇佣的下属。特朗普有自己的“美国梦”和“领袖梦”，他的外交政策是高度的利己主义，他自己研判和选择最能达到个人目标的外交政策。
